所以，严格地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现实，但更多的是一种趋势。
当时的物活论就是把人与自然物看成浑然一体的最明显的表现。玩味无穷，就是指充分自由地优游于此种无穷无尽的万有相通的一种心境。
例如被誉为后现代艺术之父的法国艺术家杜尚，一方面反对非此即彼的传统思维方式，画一个亦开亦关的门，以示亦此亦彼的融通为一，但另一方面，他为了反对艺术脱离现实生活，提倡艺术生活化，竟放弃绘画，整天埋头于下棋的生活。鸦片战争前后，在西方帝国主义压迫下，出现了龚自珍、魏源这样的反对顽固守旧势力、主张富国强兵的思想家。巴门尼德关于思维与存在同一的命题也是主体与客体浑然不分的表现形式。把人作为一个具有主观能动性、独立自主性的主体而与客体相对立、相关联，这样的问题是古希腊哲学家所不能提出的。阿拉克萨戈拉说，万物的原则是心灵。
认识了客体的必然性规律之后，还有一个主体（自我）如何对待客观规律的问题：以被动的态度屈从客观规律，在客观规律面前哀鸣悲泣，那就没有自由。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严复强调与天争胜，实即发挥人的主体性。
人生的第四境界，即最高精神境界，是审美的境界，也可以叫作求美的境界。由于每个个人都只有其所属社会群体的共性，少有自己独特的个性，所以人与人之间少有相互往来、相互沟通、相互理解的必要，少有个性交流的内容。在中西思想文化史上，人生的在世结构，粗略地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把人与世界万物看成是息息相通、融为一体的体系，两者的结合、交融，构成人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第二，审美意识也超越了求知境界和道德境界中的实用关系。
所以求知境界与功用紧密相连。另一方面，每物又都不能脱离他者而独存，其他万物都与之有或近或远、或直接或间接、或强或弱的依存关系，这些互联关系构成每物之生成因素，这也就是说，个体与天地万物融通为一体，我称之为万有相通。
总之，由天人合一到万有相通，是我中华思想文化发展的大道，万有相通是我们走向未来的理想目标，我们要为实现万有相通，从各个方面、尽最大努力而奋斗不已。显然，遵奉阶段的自我是不自由的，只有到了自主阶段，自我才有了精神上的自由，有了独创性。人在形成自我观念之初，往往把自我隐蔽在与自己最亲近的社会群体（家庭、同伴集体之类）之中，言所属群体的我们之所言，行我们之所行，尚不能完全见由己出，言个体性的自我之所言，行自我之所行，自我的个体性、独特性尚未显现于外。但只要是停留在主—客关系框架内认识（求知）论方面的统一，就还有主客间的外在性，不能算是最终达到了人与天地万物的融通为一。
应然要求关系，都是说的理想与现实之间、主体与客体之间尚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尚未完全融合为一，故精神的自由仍是有限的，应然—应该就有某种强制之意，尽管道德境界中的强制同时又是自愿的。魏源的这些论述表明他区分物与我、事与心的主客二分思想。但西方人受主—客关系式的思想传统的影响太深，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一直束缚着他们而难以超越，他们欲学彼此融通的思想，亦非易事。黑格尔由此而把美—艺术列入人生旅程中超越有限之上的无限领域。
黑格尔说：在实用中，主体按自己的意志改造外物，使之为自己服务，把它们视为有用的，主体变成自由了，但实际上这种自由具有片面性，而且始终存在着对象的抵抗。这就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民主自由思想极难伸张的现象。
（二）传统的天人合一还把个体性自我淹没于自然整体之中，缺乏自我作为主体，以自然为客体和对象，从而认识自然、征服自然的思想，这就造成了中国自古不太重视自然科学研究的现象。但求知境界的自由也还是有限的，所谓认识必然就是自由，其实只说了事情的一半。
它是人生最充分的自由之境。柏拉图的理念说把理念世界和感性世界对立起来，在一定意义下分离了主体与客体。结构就是指人与世界相结合的关系和方式。第二阶段是主体—客体关系的结构，人在此阶段中凸显自我的主体性。但黑格尔把艺术美的最高层次理解为不过是典型美，尚未达到无限之最高点，于是在艺术美之上又设了宗教和哲学二者，以哲学之纯概念为最高境界。主—客关系阶段中的自我意识，有一个由隐到显的发展过程，这影响着求知的深浅程度。
特别是互联网由天人合一到万有相通，是我中华思想文化发展的大道，万有相通是我们走向未来的理想目标，我们要为实现万有相通，从各个方面、尽最大努力而奋斗不已。明清之际，更突出的是鸦片战争以后，开始兴起了反对原始的天人合一而转向主—客关系及其主体性思想的新思潮，从此到五四运动的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可以说是一部打破中国几千年来旧传统特别是儒家传统，转向西方召唤主体性、个体性和科学精神的历史。
席勒认为，单纯的感性冲动让人受感性物欲的限制，单纯的理性冲动让人受理性法则（例如作为道德法则的义务）的限制，两者皆使人不自由，人性的完满实现在于超越二者的限制，以达到无限，这才是最高的自由，席勒称之为游戏冲动，即审美意识。他极力强调心之力，实即主体性，认为虽天地之大可以由心成之、毁之、改造之，无不如意。
鸦片战争前后，在西方帝国主义压迫下，出现了龚自珍、魏源这样的反对顽固守旧势力、主张富国强兵的思想家。在主—客关系阶段的求知境界中，人作为主体，对客体之物有了认知，这就表明个人的精神发展由欲求阶段的封闭状态，向自由的万有相通之境前进了一大步。
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的特点之一，是自觉到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从而力求克服对立，达到统一。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本来是中国人民沿着五四所开辟的道路前进中的一次解放人的主体性的运动，但很快就受到各种左的教条主义的干扰。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只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的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以后才充分尖锐地提了出来，才获得它完全的意义。在审美中，欲念消退了。
大体上说，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现当代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同自我间的对话文明阶段，一种具有全球意识和整体意识的万有相通的思想文化阶段。古希腊哲学是素朴的，尚未注意到主体与客体的对立。
在个人继续成长的过程中，个人的独立意识逐渐产生了区分好与坏的善恶意识，以至达到对他人负有责任和义务的道德意识，这也就是我所说的人生第三境界——道德境界，也可以叫作求善的境界，心理学家卢文格称之为公正阶段。和个人精神发展阶段中审美境界高于求知境界的过程相同，海德格尔显隐说的美学，代替了近代主客关系式所带来的科学至上主义，而为人所崇尚。
可以看到，万有相通之相通，不是就离开人心的物自身而言的，若无人心，则天地万物是无意义的黑漆一团，谈不上有意义的相通。这两个突出特点为万有相通的实现提供了基本条件。
我在很多论著中批判了黑格尔这种概念哲学。最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中间有些思想家主张人与物不应当仅仅停留在认识论上的主客关系，而首先是存在论上的人与世界融为一体的关系。下面先就个人精神发展的阶段来说。如果说，在古代哲学中，人对外部世界的态度是静观的，在中世纪哲学中，人对外部世界的态度是避世的，那么，在近代哲学中，人对外部世界的态度便可以说是能动的、主动的。
这样，在传统的原始的天人合一中，人很少认识自然，理解自然，人与自然之间不通。人怎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抱着什么态度来面对这个世界？这是人生最大、最根本的问题，也是哲学最根本的问题。
我近些年来所提倡的万有相通的哲学，实际上是从哲学和中西哲学史的角度，对这样的问题进行了一点探讨。民主就是反对封建统治者的压迫以及各种变相的封建压迫，以发挥人的主体性。
如此之境，如此之人，在现实中不可能要求人人做到，但我们可以提倡以此为人生追求的理想。席勒再明显不过地把审美境界看作是人生最高境界。
